立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脉络，深入理解“何以徽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徽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式与传播机制，如何有效运用数智技术实现对研究资源内在逻辑的深度理解与推演，是把握时代大势、回应时代要求的关键所在。以文献数字化、知识图谱构建、村落数字重生、云游徽州四个模块为支点，建设徽学大模型，正是在此路径下推动徽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尝试，进而实现徽州文化在数字时代的有效传承与永续发展。

从文献识别到关系构建

徽学大模型建设的逻辑起点在于解决海量徽州民间文献的智能解读难题，其文献数字化模块突破了静态像素映射的局限，构建出动态轨迹认知与主动语义推理的双引擎架构。一方面，运用矢量骨架提取技术，将模糊粘连及残缺破损的墨迹形态转化为涵盖书写内在逻辑的笔画轨迹流;另一方面，以徽学知识为约束条件，把残缺短文本识别转化为视觉条件下的语义推理与补全。因此，针对家谱、文书等文献的识别并非孤立的“看图识字”，而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嵌入了固定句式与称谓等高频搭配的转写规则。由该模块生成的可信原始语料构成了语义层面的初始锚点，使大模型具备了读通文献的核心能力。

理解“何以徽州”的难度在于从纷繁多样的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在长时段视角下展开立体分析。该模块接收文献识别输出的文本流，并整合测绘、图像、口述等多模态数据，通过实体抽取、关系消歧与时空对齐，将散落于各类资料中的社会实体、空间实体及他们间的关系，整合为可推理、可追溯的结构化网络，进而构建出徽州文化知识图谱。作为整个大模型的关键中枢，该图谱不仅是静态的知识存储载体，更赋予原本孤立的材料以可计算和可关联的属性。借助于此，徽学研究得以从材料罗列和孤立考释迈向关系发现与结构阐释，实现从“读懂文字”到“洞悉关联”的跃升，最终回应“何以徽州”的核心命题。

从时空叙事到活态传承

徽州是我国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些村落的演变历程凝结着区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复杂互动。徽州传统村落数字重建模块以“营建演进”与“社会变迁”为双轴，严格依据从知识图谱中提取的各项参数，将消逝的历史空间转化为可测量与分析的数字对象，进而成为徽学知识网络的空间投射与物质呈现。这种重建并非单向建模，而是通过具象化已有关系并校验相关信息来反哺知识图谱，形成知识驱动建模、建模校验知识的双向闭环。这种社会与空间互构的呈现方式把历史遗存同文献记载动态结合起来，使得徽学知识转变为人工智能能够展开推演的时空叙事。

云游徽州模块处于大模型的顶层，是前序模块面向公众的集成出口，其核心使命在于弥合专业研究与公共认知之间的鸿沟，在知识传播和文旅融合领域实现徽州文化的有效科普。依托检索增强生成技术，该模块能够在有据可查的知识底座上生成问答与解说，确保输出内容出处可溯、表述准确，避免知识失真。用户的具体需求与其所见的每处景观，均可联动文献原文、知识关系与时空模型。同时，该模块也是整个系统的数据回流端口，公众的交互行为与反馈纠错经处理后可反向优化底层各模块的性能。此种设计构建出数字世界与实体景观交互的新场景，将单向的知识传递和旅行体验转化为与人工智能协同的多方共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动能。

推动徽学研究范式转型

徽学大模型的建设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跃迁，它将以往以文献图像与全文检索相结合为主的数字化整理方式，推进至具备理解与推演能力的数智系统。在该系统中，文献识别是知识引导的语义转写，知识图谱是可推理的关系网络，村落重建是参数可调的空间推演平台，云游徽州则是人机协同的知识共建系统。这种有机联动从底层打破了徽学研究中各领域学者长期各自为战的壁垒，为多学科的一体化综合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框架。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在于徽州以浓缩形态凝结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基层运转的完整图景。借助知识图谱实现社会关系、组织实体与个人命运等要素的结构化关联，依托村落重建对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进行时空推演，徽学大模型所呈现的不仅是徽州曾经发生的事件，更揭示出以徽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运转逻辑。这使得徽学的区域研究突破了地方性知识的边界，获得了可比较且可推广的普遍性学术价值。

徽州文化的深层底蕴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地方社会的具体展开。在徽学大模型的四大模块架构中，徽州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方法论支点。通过对特定区域文化的深度剖析，该模型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认知中华文明基层构造的数字路径。理解“何以徽州”，意味着探究各类物质与非物质的文明要素如何在徽州空间中凝聚为能够长期持续的生活世界;解答“何以中国”，则是从徽州这一典型界面出发，揭示中华文明在广袤时空中长期保持内聚与再生的结构性机制。

正是这种从区域出发而超越区域、立足历史而指向当代的问题意识，使徽学大模型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切实探索。它并未生硬套用通用模型，而是将深厚的地方文化知识内嵌于模型运转过程之中。随着新文献的发现和新研究的推进，各模块可以持续生长与修正，形成具备包容性的文化生产共同体。这种建设路径既是对“何以徽州”的深度回答，也为从区域个案走向“何以中国”的文明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参照，最终为数字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